搬家收拾旧物的时候，母亲从樟木箱底翻出一个铁皮饼干盒。盒子里没有饼干，是一沓票据：粮票、油票、布票，还有一本副食供应证。票面黄了，软了，凡是当年在柜台上递出去剪过口子的地方，纸都磨薄了，对着灯一照，透亮。

母亲坐下来，一张一张地摆开，像摆开一段日子。她拿起那张半斤的油票，用指头肚摩挲着边缘，说，这张是留给过年炸丸子用的，你姥姥来那年，就靠它。她说那时候打油，天不亮去副食店排队，玻璃柜台里就那么一个漏斗，轮到了，把油瓶往漏斗底下一放，售货员提起油提子，手腕一沉，一提子油下去，不多不少。她说打油的怕洒，漏出来的那几滴都要用指头抹起来，抹回瓶子里。

我说，妈，这都过去多少年了，留着干嘛。她说，不干嘛，就是扔不得。她把油票举起来给我看，说，你看这上头的字，半市斤，你说半市斤油，现在炒一个菜都不够，那时候可是全家一个月的嚼头。灯从侧面照过来，那处磨薄的剪口透着光，像一小片旧年的窗玻璃。

我小时候赶上过那个年代的尾巴。记得副食本每年换新的时候，母亲都要把旧的包好收起来，说，本子在，心里就有底。本子上印着格子，鸡蛋几斤，白糖几斤，逢年过节增供的品种，会用红笔添在旁边。买回来的东西，母亲记账，一笔一笔，写在挂历背面。腊月里翻出来算总账，算完了说一句，今年比去年宽裕一点。

父亲说他年轻的时候出差，身上要揣全国粮票，地方粮票出了省就作废。有一回他从上海回来，车上的餐车不收粮票以外的任何东西，他饿了一路，到家先灌了两碗白粥。他说现在的人不懂饿，饿了就点，点了就到。他说这话没有抱怨的意思，就是陈述，像在说一条已经改道的河。盒子里还有几张细粮票，母亲说那是逢年过节才舍得动的，包在手绢里，压在炕席底下，取的时候要背对着人，好像揣着什么了不得的宝贝。

那天晚上，母亲把票据按年份理好，问我，要不要给你留几张。我说给你留着吧。她说，好，那你答应我，我走了以后，你也别扔。我说好。她把票据重新码进铁盒，动作很轻，码完盖上盖子，又把盖子上的花纹擦了擦。

我后来想，那些磨薄了的地方，是柜台、油提子和岁月共同磨出来的。一张纸被人的手指捻过多少回，才会薄成那样。它们记录的不是贫穷本身，是那一代人怎么把日子过得精打细算又不失体面。如今超市的油排在货架上，五升一桶，谁买都是拎了就走。可母亲还是记得半市斤的分量。她说，不是忘不掉苦，是那半市斤油里，有过她一整年的年味，有过一家人围着灶台等丸子出锅的香气。东西越金贵，人越懂得疼人。那一沓薄纸，她守了一辈子，其实守的是不肯丢的那份懂得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