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家的针线，住在一个铁皮饼干盒里。盒子是绿色的，圆的，盖子上印着苏格兰的城堡，漆掉了大半，锈从边缝里洇出来。它从来不装饼干，从我记事起，它就蹲在五斗橱的第二层，一伸手就能摸到。

掀开盒盖，里面的东西挤挤挨挨：几板线，红的黄的蓝的黑的，绕在硬纸板上，纸板是母亲用旧挂历裁的；一包手缝针，插在一个小红绒布垫上，绒垫早就被针扎成了筛子；一把黄铜顶针，磨得发亮；还有一小把纽扣，黑的、贝壳的、军绿色的，混在一个卷烟的铁盒里。最底下压着一把小剪刀，尖头被磨圆了，据说是怕扎着小孩，我爷爷特意在磨刀石上磨的。

这个盒子在我们家的地位，说高不高，说低不低。平时没人理它，可谁要是有急事，第一个喊的就是它。我的书包带断了，找它；父亲的衬衫掉了扣子，找它；母亲的裤脚开了线，找它；连我养的布娃娃缺了只耳朵，也是它的事。母亲白天上班，缝缝补补都是晚上做。她坐在灯底下，把线头在舌尖抿一下，对准针眼，一次就穿进去。我小时候觉得这是天底下最容易的事，自己试了才知道，光把线头抿尖，就够呛。

盒子里那些纽扣，都有来历。母亲说，旧衣服实在穿不了了，拆掉之前，她要把扣子都铰下来，一颗一颗收着，说不定哪天就能用上。还真用上过。我上初中，校服的一颗扣子掉了，学校门口买不到一样的，母亲翻出铁盒，居然摸出一颗一模一样的，军绿色，四个眼，她说那是父亲早年一件旧外套上的。那颗扣子替我服役到校服淘汰，再没掉过。

盒子还有一样功能：存东西。有些小物件，不知道该放哪，母亲就都搁进饼干盒。我乳牙换下来的那几颗，一根红头绳，一枚不知哪年的分币，还有一截很旧的缎带。有一年我翻盒子找针，翻出一张纸条，是我小时候写的，铅笔字，歪歪扭扭：妈妈生日快乐。母亲什么都没说，就把它和纽扣们收在一起，一收二十几年。

前年母亲搬来跟我们住，收拾老屋的时候，我问她，那个饼干盒还要不要。她说，要，怎么能不要。我说现在谁还缝补，衣服破了就买新的。她把盒子抱在腿上，掀开盖，一样一样点过去，像点兵。她说，线还剩这么多，针也全，你小时候的牙还在里头。我说那就带着。盒子在我们新房子的抽屉里安顿下来，还是蹲在第二层，一伸手就能摸到。

上个星期，我儿子的校服掉了扣子，我在客厅喊了一声，针线呢。母亲从抽屉里捧出那个绿铁盒，坐在灯底下，把线头在舌尖抿了一下，一穿就进。灯下她的手背松了，可顶针还是那个顶针，红绒垫还是那个红绒垫。我忽然明白，这个铁皮盒里住着的哪里是针线，是我们家几十年的日子：破了的东西，别急着扔；散了的东西，别急着断。缝一缝，还能再用很多年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