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们村放露天电影，是在小学前的打谷场上。两根杉木杆子一竖，白布一挂，天没黑透，全场的小板凳就坐满了。放电影的师傅姓崔，骑一辆偏三轮，机器箱子用军绿色的帆布盖着，村里人都叫他崔师傅。

那时候一个月放不了一回电影，消息比风跑得快。上午刚有人看见崔师傅的三轮进了村，下午打谷场上就画好了地盘：谁家的板凳摆哪，孩子们用粉笔在地上写名字占座。我母亲手巧，她给我缝的帆布小马扎，是全村最轻的，我夹着它一路小跑，天擦黑就到了。

电影好看，散场的路也忘不了。片子放完，白布上打出剧终两个字，崔师傅关机，全场先静那么一两秒，然后哄的一声，几百人同时起身。板凳腿磕在地上的声音，喊孩子的声音，找鞋的声音，笑闹的声音，全搅在一起。那时候没有路灯，路只有天上的月亮，还有人们手里零零星星的手电筒。我们村到镇上的那条土路，白天走是灰的，夜里走是白的，月光底下泛着一层亮。

大人们走在前头，慢慢悠悠，议论电影里的事，说那个特务就藏在锅台后面，我早看出来了。孩子们在后头疯跑，追着彼此的影子。影子最长的时刻就是散场的路，月亮在东边，影子全朝西，一帮半大孩子踩着别人的影子跑，被踩的喊一声，就追。土路两边是庄稼地，秋天的夜里能闻到秸秆的甜味。跑累了，就走，走着走着就有一搭没一搭地说话。我记得问过父亲，电影里的人现在在干什么。父亲说，在睡觉，跟你一样。我说他们知道我们在看他们吗。父亲想了想，说，不知道，所以人家演得才那么认真。这话我记了很多年。

路走到一半，人群就散开了，各家拐进各家的巷子。最后一段路往往只剩我们一家，这时候最安静。母亲牵着我，我的马扎夹在胳膊底下，被磕得像敲小鼓。快到家的时候，我常常已经困了，眼睛半睁半闭，让脚自己认路。到家倒头就睡，梦里还是枪声和锣鼓，还有白布上晃动的人影。

后来村里买了电视，露天电影就渐渐不放了。再后来我进城读书，工作，看电影的场所有暖气、软座和巨幕，散场后是灯火通明的街道。可我总觉得少了点什么。少的那点东西，我后来想明白了：是散场后那条看不清的路。那时候一场电影散了，人们要摸着黑，说笑着一口气走回各自的灯火里去，那份热闹和不舍，是银幕外的下半场。

前年回乡，特意去打谷场看了一眼。谷场还在，比记忆里小了很多，杉木杆子早没了，场边堆着柴垛。那条土路也修成了水泥路，白晃晃的，夜里亮得没有影子。我在路上走了一个来回，月光还是那个月光，路却不会再用板凳腿磕出响声了。有些路修得太好，反倒把旧日子走丢了。可我不遗憾，因为我知道，还有几百个人和我一样，在各自的记忆里，正踩着别人的影子，走在那条月亮底下的白土路上，一步一步，往家的方向散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