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上小学那几年，家里最金贵的电器是一台红灯牌收音机。枣红色的木头壳子，正面蒙着一块银灰的网布，两个旋钮，大的调台，小的管音量。它放在堂屋最高的架子上，我们小孩不许碰，只有父亲每天傍晚擦一遍。

五点半是个雷打不动的钟点。评书一到，全家的事都得让路：饭可以晚点做，水可以晚点挑，但收音机必须准时开。父亲搬个小凳坐在最前面，母亲在灶间听着，手上择菜的动作会慢下来，我们兄妹仨挤在门槛上，脖子伸得老长，好像刘兰芳就坐在那块网布后面。

一台收音机，养活了一巷子的人。声音从堂屋的窗户涌出去，路过的邻居都要放慢脚步。走得急的，扒着窗框听一段再走；放得下活的，回自家搬个小凳，坐在窗根底下一块听。渐渐的，五点半的巷口就固定了一小圈人，听完了各自回家吃饭，路上还要吵，岳飞该不该在这一章就下山，程咬金这三板斧到底算本事还是算运气。吵不出结果，约好明天接着听接着吵。

最难受的是信号不好。天一阴，声音里就混进沙沙的杂音，这时候父亲要站起来，扶着天线缓缓地转，全屋人都屏住呼吸，转一点，好一点，再转一点，杂音没了，正在说节骨眼上那句，谁也不许喘大气。有一回雷雨天，收音机滋啦一声哑了，全家像被按了暂停键。父亲冒雨上房顶，把天线杆又绑高了两米，下来的时候浑身滴水，进门第一句话是，五点半还有救没有。

评书连播还有一个附带功能，是管住我们这些野孩子。五点半之前，谁在街上疯跑，家里大人不用喊，只消把收音机的音量拧大，评书的声音一飘出来，孩子自己就颠颠地跑回去了，晚了怕接不上昨天那回书。母亲后来常说，那时候管孩子不费嗓子，费的是收音机。它要是哪天哑了，全巷的孩子都得野到天黑。有几年夏天热，父亲把收音机端到院子里，放在石桌上，隔着纱门听。我们躺在竹床上，蚊子在耳边嗡嗡，收音机里千军万马，屋里屋外，一个夏天就这么过去了。

后来买了电视机，收音机退到架子的角落。再后来父亲走了，收音机被母亲用一块蓝布包起来，一直没舍得处理。前年回老家，我把它取下来，擦了擦，竟然还能响。旋钮一转，滋啦滋啦的杂音里，忽然蹦出半句熟悉的腔调。那是个下午，没有评书，是个卖药的小广告，可我鼻子一下就酸了。

母亲在旁边说，这玩意儿还占地方呢，扔了吧。我说别扔。她问留着干什么，也不听。我说不上来。大约是想着，有那么一个东西，曾经每天下午五点半准时开口，把一个院子、一条巷子的晚饭时间叫醒，把一家人的耳朵拢在一处。那点声音不大，撑起的日子却很满。

如今家里各种音箱，想听什么有什么，动动嘴就行。可再没有哪台机器，需要我父亲冒着雨上房顶去救，也没有哪段声音，值得全巷子的人搬着凳子去等。五点半的收音机响过的地方，后来都装了别的声音，只有那阵沙沙的杂音，一直留在我耳朵里，清不出去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