小时候家里的冬天是从一只煤炉开始的。炉子是铸铁的，肚皮圆圆，坐在厨房的正中央，一天三顿饭、一壶开水、半间屋子的暖，全从它肚子里出来。管炉子是父亲的活，他有一套雷打不动的程序，其中最讲究的一步，是晚上封火。

封火是一门手艺。饭做完了，父亲用火钳把炉膛里的煤核拢到中间，上面盖一层新煤，再添薄薄一层湿煤灰，用炉钩子在正中间捅一个小眼。那个眼要大小正好，大了，煤一夜烧完，天亮就是一炉死灰；小了，火憋死了，又是同样下场。父亲封完总要蹲在炉子前看一会儿，像老农看墒情。他说，火这东西，跟人一样，睡也得给它留一口气。

第二天早上天不亮，厨房里就有动静。父亲先捅开那个小眼，拿蒲扇对着炉门扇。扇几下，眼里的红就亮一分，再扇几下，蓝火苗噗地窜起来，新煤一层一层地接上，屋里那股微呛又暖和的煤烟味就漫开了。我赖在床上听见扇子声，就知道热水已经在路上了，赖床也赖得安心。

有一年父亲出差，封火的任务交给我。我信心满满，学着父亲的样子盖煤、压灰、捅眼。第二天一早，炉子毫无悬念地死了。我急得满头汗，父亲不在家，母亲不会弄，一家人眼看着要吃一顿冷早饭。母亲说开炉门重新生吧，我不服气，蹲在炉前又捅又扇，折腾了半个钟头，那点火种居然让我给续上了。红一点点爬上来，蓝火苗窜起来的那一刻，我在厨房里喊了一嗓子，比考试得了满分还得意。

封火用的煤灰也有讲究。不能太干，太干盖不严实，火会从缝里偷着烧；不能太湿，太湿了压火，第二天一捅全是夹生的黑煤。父亲用的是做饭灶膛里扫出来的草木灰，兑一点水，拌到半潮，抓一把能捏成团、一碰又散开的程度最好。他说这是跟炉子处的年头长出来的手感，纸上学不来。他还有一套独门暗号：封得称心，他会在炉盖边上用手指划一道水痕，第二天早上火旺，他就哼着戏去上班；有一回火断了，他没说一句重话，只是那天晚上封火，把我叫到跟前，让我一步一步重新做一遍。做完他看看那个小眼，说了句，行了，这回它睡踏实了。

父亲回来听说了，摸着我的头说，行，会养火了。就这四个字，我高兴了好几天。后来我发现，他夜里起来会偷偷看一眼炉子，要是封火封得不放心，他会自己再压一层灰。我封的火他从来没有拆过，哪怕有一回天亮火眼看要断，他也只是把蒲扇递给我，蹲在旁边看着我扇，一声不吭。

如今城里都是暖气和燃气灶，煤炉早就成了旧物。前年在老家库房里，我从一堆杂物后面把它拖了出来，铁皮锈了，炉膛里还嵌着半块没烧尽的煤核。父亲在旁边看了一会儿，说，这炉子当年是好炉子，封得好的时候，火能过一夜不亏。他说这话的时候，手在炉盖上摸了一下，那动作很轻，像摸一个老伙计的背。

我一直记得那种本事：让一团火睡一整夜，又不让它死。后来读书、工作、过日子，我总觉得学会封火这件事，比很多大事都管用——再长的黑夜，只要心里那个小眼还通着一点红，早上蒲扇一扇，日子就能接着烧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