街角那个绿色电话亭还在，玻璃上蒙了一层灰，投币口早被封了。我小时候觉得它很高大，现在看也就到我胸口。亭子旁边总坐着一位老人，藤椅一把，保温杯一个，帽子压得很低。

有一次下雨，我躲进去打电话，其实手机就在兜里，只是想躲雨。他没赶我，往边上挪了挪椅子，说进去打吧，里面不漏。

我说这电话还能用吗。他说早不能了，线都剪了。停了一下他又补一句，反正也没人打了。

他姓周，在这儿守了大概二十年。早些年这亭子是排队的，一到傍晚，打工的人拎着行李来排队，有人打完工找活干，有人给家里报平安，一打就是十几分钟。那时他管着代打电话的小本生意，谁几点打、打给谁、用了多少钱，他都记在一个黑皮本上。

我问他那本还在不在。他摇头，说搬了两次家，早丢了。语气很淡，像说别人家的事。

亭子旁边是公交车站。等车的人常常问他几点了，他就把手腕抬起来，动作很慢。有次一个小姑娘的公交卡刷不出来，他从兜里摸出两个硬币递过去，说先投这个。小姑娘说明天还你，说明天不一定遇上。他说不用还。

我在那儿站了半小时，没人给亭子里的电话投币，倒是有三个人过来问他时间，一个人问他路，还有一个老太太远远跟他挥手打招呼，他也挥了挥。

后来城市建设，好几个电话亭都拆了。这个留了下来，說不清为什么。我想可能是因为还有人坐在这儿，拆的时候不太好意思开口。

有一天我下班经过，看见他拿抹布在擦玻璃。那种擦法很慢，一下一下，像在擦自家窗台。绿色的铁皮掉了漆，被他擦得反倒干净。

我站着看了两分钟。忽然明白他守的早就不是电话了。他守的是一个位置：有人经过会点头，有人问路能得到答案，有人等车时知道自己不是一个人站着。

他说话很慢，像每个字都要想一下再放出来。他说自己年轻时在这一带的搬运站干活，后来站没了，人就闲下来了。闲了一年多，整天在家里看电视，看到最后连电视都不想开。

后来他搬了把椅子坐到电话亭边上。开始只是坐坐，后来慢慢就成了习惯。有人问路他就指，有人借火他就递。

他说人一旦没地方可去，日子就会变得很长。坐在街上，日子反倒短了。

我问他家里人放心吗。他说儿子在外地，一年回来两趟，电话里总说让他搬过去住。他说那个城市他待过半个月，楼下没一个认识的人，连买包盐都要走两站路。

他说这话时脸上没有抱怨，只是很平静地陈述一个事实。

旁边等车的一个中年男人插了句话，说周叔在这儿坐着挺好，我们下班晚了看见他，就知道到站了。

隔天我带了瓶水放在椅子上，没说话就走了。回头看了一眼，他已经在擦下一个格子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