收拾老屋的时候，我在五斗柜最底下摸出一个铁皮盒子，里面是粮票、布票，还有一本副食本。本子是软塑料皮的，边角裂了，翻开第一页，全家人的名字都在，父亲的字，钢笔写的，一笔一划。

副食本比粮票还要金贵。那时候买麻酱、买碱面、买鸡蛋，都要凭它，每月定量的，过了这个月就作废。我记得母亲把它包在一块蓝布里，压在米缸底下，用的时候才取出来，取出来先在围裙上擦擦手，才去翻页。

最后一页还留着铅笔字，是我的笔迹，歪歪扭扭写着几个数字。我想了半天才想起来，那年我八九岁，帮父亲记家里还剩几斤鸡蛋的指标。父亲说你也算个劳力了，账你来记。我记了半年，后来有了自由市场，指标这回事就淡了，本子也就慢慢退进了抽屉。

粮票的花样多，全国通用的一斤，省内的半斤，还有几两的。父亲出差去外地，要提前换全国票，换的时候要单位开证明。他说那时候出趟远门，兜里的票比钱还重要，钱丢了能借，票丢了就要饿肚子。我听着像天方夜谭，可他讲起来历历在目。

现在的孩子完全不能理解这些。我给儿子看那本副食本，他问，买鸡蛋还要记账？我说对，一家一个月就那几斤。他撇撇嘴，说那得多亏啊。我说不是亏，是紧。紧和亏不一样，紧是大家都有，只是不多，日子过得有数，心里反而踏实。

铁皮盒里还有两张工业券，换过一台缝纫机。那台缝纫机母亲用到我上高中，裤脚、书包带、被罩，都是它踩出来的。声音嗒嗒嗒的，我小时候就在那声音里写作业，觉得那是家的动静。缝纫机早没了，可我一听见类似的节奏，还会想起那盏昏黄的灯。

副食本的纸很糙，印着某某区副食品供应站的红章。母亲买麻酱回来，我负责举着本子排队，售货员撕票的手很快，咔咔几下，一个月的份额就没了。我有时候站在队里算，这一张票能换几勺麻酱，够不够拌一个礼拜的面条。算得特别认真，好像那是天底下顶重要的账。

我把铁皮盒拍了照，发到家人群里。姐姐说，妈走以前还念叨过这盒子，说留着，不是留着用，是留着给孩子们看看。是啊，这些东西一文不值了，可它们替我们保存着一种过法。那时候物质少，人心齐，一个本子养活一家人。如今什么都不缺了，我偶尔还会把副食本拿出来翻一翻，看看最后一页上那个孩子的铅笔字。

铁皮盒我还留着，不是打算传家，是想留着讲给儿子听。等他再大一点，我要打开给他看，一样一样讲：这是粮票，这是布票，这本是副食本。他可能还是不懂，不懂也没关系，先记下，等他到了懂得紧字的年纪，自然会懂。

前几年父亲也走了。姐姐说，爸妈这一辈子，从数着票过日子，到超市里随便挑，日子是真好起来了，就是他们没享几年。我把铁皮盒收进我自己家的柜子，跟我的存折放在一层。存折是给未来的，盒子是给从前的，我觉得这两样东西，得放在一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