每次离家，母亲都要送我到车站。这是她的规矩，劝不住。我每次都说，妈，路远，你别送了，她自己腿脚不好。她说，我不进去，就到路口。可每次到了路口，她就要再走到车站，到了车站，就要看我进站。

走之前她总要给我装东西。家里的袋子翻来翻去，煮鸡蛋、咸鸭蛋、一袋芝麻糖。我说别装了，高铁上什么都有。她说高铁上的东西贵。我说贵我也吃得起。她不理我，继续装。装完了，把包递给我，还要捏一捏拉链。

这次走的时候她搬出一箱梨。我说妈，梨重，我背不动，而且家里也能买。她说这不是家里的梨，是三婶家树上摘的，甜，给你留的。我拗不过她，拿出两个，剩下的让她自己留着吃。她没言语，等我不注意，又往我包里塞了两个。

到了车站，过安检的时候我背包一沉，才知道包里那两个梨。我回头找她，她已经回家了，路口望不见她的背影。我站在人流里，捏着那两个梨，忽然眼眶就热了。梨上还带着白霜，沉甸甸的，压在包底。

我小时候不懂这些。上学住校，每周末回家，返校时书包总是沉的，我嫌重，一路抱怨。后来读大学，坐绿皮火车，她的袋子换成编织袋。再后来我成了家，有了自己的孩子，每次回去，她还是装，装的东西没变过多少。变的是我，从嫌重，到舍不得让那包变轻。

车上我把梨拿出来，用纸巾擦了擦，咬了一口。很甜，汁水顺着手指流下来。我拿出手机给她发消息，说妈，梨真甜。她回得很快：甜就多吃点，还有俩，别给忘了。后面跟了三个字：到家说。我盯着那三个字看了很久。她不会说想念，她的想念都长在秤上、袋子上、包底上。

到家以后我给母亲打电话报平安。她说梨吃完没有，我说还剩一个。她说省着点吃，那种梨放得住，能放到过年。我说过年我又回去了。她顿了一下，说过年回来，妈再给你摘。电话那头有切菜的声音，她一边跟我说话一边忙手里的活，我们的通话从来都是这样，她从不专门坐着跟我说话。

火车开出去很远，窗外的田野换了一茬又一茬。我摸着包里剩下的那个梨，想明白一件事：父母给孩子的东西，从来不是按孩子的需要给的，是按他们能给出的极限给的。我们背走的哪里是两个梨，是他们从自己的日子里，一点一点省下来的那部分心。

今年清明我回老家上坟，路过三婶家的梨树，开了满树的白花。三婶说，今年梨结得好，等你秋天回来摘。我说好。站在这棵树底下，我忽然想到，两个梨从开花到落进我的背包，中间隔着大半年，隔着两个人的惦记。这世上没有白走的路，也没有白背的重量。

后来那最后一个梨我一直没舍得吃，放在窗台上。有天妻子要拿去给孩子榨汁，我拦了一下，又觉得好笑，一个梨而已。可我还是把它留到了年根。腊月回家，我把这事当笑话讲给她听，她一边笑一边骂我傻，手上已经拿起了水果刀，给我削了三个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