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们那条街的拐角有一个电话亭，绿色的，玻璃上几道裂痕，用透明胶带贴着。投币的那种早就不能用了，后来改成插卡，再后来卡也没人卖。电话亭留在那里，像一个忘了撤走的旧站台。

老李住在电话亭旁边。他不是在那儿值班，也没人给他发工资。他只是每天下午一点准时提个小马扎出来，坐在亭子的阴影里，看街上的人。

我第一次注意到他，是有一年夏天，我在他身边的墙上贴找房子的启事。贴的时候他看我一眼，说这个位置不行，早上太阳晒，纸会卷。他说完站起来，指了指另一面墙，说贴那儿，那儿背阴。

他说完就坐回去了。我照他说的贴。后来那个启事果然被人撕走了，我搬到了两条街以外。

有一阵子我在附近上班，中午常走路经过。他总是在。夏天他戴草帽，冬天手上套两只不同颜色的袖套。旁边有个铁皮盒子，里面放着烟丝和一小沓纸。他自己卷着抽，卷得很慢，卷好了在膝盖上顿一顿，才点上。

我跟他打过几次招呼。话不多，他问一句我答一句。他问我做什么工作，我说写字。他点点头，说写字好，写字不晒太阳。说完自己笑了一下。

有一回我看见他在跟一个收废品的人说话。那人推着三轮车，车上捆着一摞纸箱。两个人骂着玩似的说着什么，说到最后都笑了。收废品的推车走了，他还坐着往下看，看了好一会儿。

后来我才知道，那个电话亭以前是有用的。三十年前这条街上没有几户人家装电话，谁家有急事都来这儿排队。那时候老李三十出头，在旁边的副食店上班。他替人守过队，谁家里有病人要先打，他让人先打。有人打完忘了拿找的钱，他追出去半条街。

这些不是他自己讲的，是别人讲的。他自己从来不说这些。问他，他就说那时候年轻，闲不住。

电话亭大概三年前被拆掉了。是突然的事，一天早上来了两个人，撬了底座，装上车拉走。地面留下一块水泥印，四四方方，比周围的颜色深一点。我路过的时候水泥印还在，老李的马扎还在旁边放着，人坐着，只是背后空了。

我没敢上去问。过了几天我再走那条路，马扎不见了，墙根下摆了两只泡沫箱，里面种着葱，叶子长得挺高。有人说他搬到女儿那边去了，有人说他还住在这儿，只是不出门了。

我不太确定哪一种说法是真的。我记得的是那个下午，他教我把启事贴在背阴的那面墙上。他完全可以不说，我贴错了也不会怪他。但他站起来，指了一下。

这几年我走过很多地方，很多东西拆了又建，建了又拆。有些变化是必要的，有些只是没人记得它有什么用。那天水泥印留在地上的时候，我忽然觉得，一座城市里被人反复使用过的地方，被用旧了，就成了一个记号。记号没有了，走过的人心里还是空的几秒。

现在我偶尔会想起那个绿色的亭子。想起来的时候也在想，那些排过队的人，有多少还在这条街上，有多少已经不在了。电话接通以后说的那些话，大概早就说完了。可排队那会儿，人们在心里反复念的那一句，可能至今还没改过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