那年入冬早，十一月头上就下了霜。母亲买回两团藏青色的毛线，说是给父亲织围巾的。父亲嫌费事，说商店里几十块一条，又快又好。母亲说，买的能跟你一样吗。父亲就不吭声了，该上班上班，该下棋下棋。

母亲织毛线快，是年轻时候在纺织厂练下的底子。晚上看电视，毛线针在她手里咔嗒咔嗒地响，一集电视剧的工夫，能长出一大截。我趴在桌边写作业，时不时瞄一眼那条藏青色，看它从一小片长成能围上脖子的一圈。针脚匀，压花是简单的麻花，一正一反，织出来的纹路像编起来的辫子。

织到一半的时候出了件事。降温那天我骑车上学，回家就发了烧。半夜迷迷糊糊，感觉有人给我掖被子，又拿凉毛巾敷我额头。第二天早上烧退了些，我坐起来喝水，看见床头柜上搭着那条围巾，藏青色，麻花织到一半就收了针，边上还挂着两截没藏好的线头。

我问母亲，你的围巾不是还没织完吗。她正在厨房熬粥，头也没回，说先给你围一围，剩下的样子，慢慢织。我说这是给爸的。她说，你爸皮实，冻不着，你嗓子还哑着。父亲坐在桌边喝粥，听了也不恼，就说了一句，我儿子比我金贵，应该的。我在床头围上那条织了一半的围巾，针脚还带着一点温度。边上没收好的线头蹭着下巴，有点痒，可我不想摘。那天上学我还是把它围上了，同学问，你的围巾怎么一半是麻花一半是平的，我说，新款。其实心里明白，这是我戴过的最贵的一条围巾。

那个冬天剩下的日子，母亲每天晚上织到十一点。我写完作业躺下，就听着那咔嗒咔嗒的声音，像一种很稳的钟。有一回我半夜醒来，客厅的灯还亮着，母亲戴着老花镜，就着灯光在挑一针织错的线。父亲催她睡，她说错一针，戴的人脖子那儿就硌一下，要挑平了才睡得着。

那条围巾我围了半个月，烧好了，天也回暖了，就还给了母亲。她接着织，织完父亲的那条，又用剩下的线头给父亲织了一双手套。父亲围上围巾出门那天，特意在门口的穿衣镜前站了站，跟母亲说，针脚是好针脚，就是颜色老气。母亲说，老气才禁脏，你一个月洗一回吗。父亲嘿嘿地笑，围巾围了一冬天，果真没洗过几回。

后来我上大学，走的那年冬天特别冷。临走前一晚，母亲从柜子里翻出那条藏青色围巾给我，说这就是当年给你围过的那条，后来拆了又织，线都第三次上针了，你戴着去吧。我接过来，针脚已经旧了，有几处补过，颜色深一块浅一块，可麻花还是那股麻花，编起来的样子一点没变。

火车开动的时候，我在站台上没看见父亲。后来母亲说，他那天上班，请不了假，可是头天晚上把围巾的流苏一根一根捋直了，叠好放在我行李最上头。我围着那条围巾过了一个又一个冬天，线旧了，暖还是那个暖。织到一半就先围在我脖子上的那条围巾，我后来才明白，其实哪有什么织到一半，母亲手里的线，从来就没停过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