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上大学那年秋天第一次出远门。父亲送我去火车站，母亲在灶台前忙了一早上，装了一蛇皮袋的杂物：两床被褥、一网兜苹果、一双新做的鞋垫。临出门，她把两个还烫手的煮鸡蛋塞进我外套口袋，用她那件旧围裙擦了擦手，说，路上饿了垫垫。

我嫌重。口袋里那两个鸡蛋随着我走路一颠一颠，我总觉得周围人都看得见。进了站，过安检，排队，我把蛇皮袋扛在肩上，鸡蛋在口袋里硌着我的胯。父亲在前面开路，一句话也不多说，就是走得快，我得小跑着跟。到了检票口，他把票塞我手里，说了一句，到了打电话。就这一句。我进去了，隔着栏杆回头看，他还站在原地，两只手不知道往哪放，一会儿插兜，一会儿背在身后。

火车开出去一个多小时，我肚子饿了，想起口袋里的鸡蛋。掏出来一看，两个，还温着，蛋壳上有一道细细的裂纹，是煮的时候磕的。我在车窗边剥壳，剥得很慢。那鸡蛋煮得恰到好处，蛋黄是沙的，一点也不噎人。我从小吃到大的鸡蛋都是这个火候，我一直以为煮鸡蛋是天底下最简单的事，直到后来自己住，自己煮，才知道要把一锅水烧到正好，把蛋下进去掐着表捞出来，是要用心的。

那两个鸡蛋我吃得很珍惜，壳捏在手心里，捏了一路。到了学校安顿下来，我给家里打电话，母亲第一句问的不是别的，是鸡蛋吃了吗。我说吃了，挺香。她在那头笑，说，那是你爸看着火的，他五点就起来烧水了。

我一直以为送站送站，送的是那个行李袋、那些话。后来我才咂摸出来，送的是那两个鸡蛋。父亲不会说想，母亲也不会，他们把要说的话，煮进两个鸡蛋里，塞进口袋。你嫌它土，嫌它重，嫌它硌，可它就在那儿，在你最饿的时候，温着。

车过长江的时候，我把蛋壳从车窗递不出去，就攥在手里，攥出了汗。邻座的大爷看我捧着蛋壳发呆，递过来一张报纸让我包上，问我去哪。我说去上学，头一回出远门。他点点头说，你家里人想得周到。

毕业以后我在外地工作，回家的次数一年比一年少。每次离家，母亲还是那套流程，装吃的，塞东西。有一年我拖着行李箱，她往我箱子侧兜里塞了一袋煮鸡蛋，八个，我笑她，妈，现在高铁上什么买不着。她说，买得着，不是家里的鸡下的。我才知道，老家的院子里还养着那几只鸡，专门给我下的。

去年送我出门，母亲腰不好，没下楼的，是父亲送我到小区门口。他没说几句话，还是那句，到了打电话。出租车开出去，我习惯性地一摸口袋，两个鸡蛋，还温的。我忽然鼻子一酸。我四十岁的人了，口袋里揣着两个鸡蛋，在车里坐得笔直，像揣着什么了不得的东西。它确实了不得。这世上的爱有千万种说法，我家的说法最笨，最实在，也最烫：两个煮鸡蛋，一早上的火候，一路上的温度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