老屋堂屋的墙上，那张年画贴了很多年。画面是一个胖娃娃抱着一条大鲤鱼，旁边有莲花和荷叶，右上角印着四个字：年年有余。

它是用浆糊贴上去的。母亲每年春节前调一小碗浆糊，面粉加水，在炉子上熬稠，然后用刷子刷在背面。她说双面胶粘不住，墙皮会掉。

贴的时候要两个人。父亲举着，母亲在下面看正不正。她眯着眼睛，说往左一点，再往左一点，好了。父亲按上去，用手从中间往四周抹平。抹完退后两步看一眼，说，还行。

年画一年换一张，但图案差不多，永远是胖娃娃抱鲤鱼。我那时候问为什么不换个别的。母亲说，这个好，有余。

纸的年画不经久。一年下来，边角会卷，颜色会淡，被烟熏出一层黄。到了腊月，母亲把旧的撕下来，撕的时候很小心，怕把墙皮带下来。撕完墙上留一个长方形的浅印，比周围白一点。

然后新的贴上去，位置几乎不变，正好盖住那个印。

我上高中那年，家里重新粉刷了一遍墙，白灰刷上去，那个印子没了。母亲说，这下好了，不用年年撕了。可是那年春节她还是买了一张年画，还是胖娃娃抱鲤鱼，还是贴在那个位置。

她说，不贴不像过年。

后来老屋拆了。拆之前我回去过一次，屋子里东西都搬空了，墙上的年画还在。经过那么多年，最后一年的那张已经很旧了，娃娃的脸被烟熏得发黑，鲤鱼的红也褪成了粉的。

我站在那里看了很久。母亲在旁边收拾，说，不要了，带不走了。

我说，我撕下来吧。

我用手撕了一个角，纸很脆，撕不动，一用力就断。我找了点水，用抹布敷在上面，等它软了，才慢慢整张揭下来。揭下来的时候背面还带着一层墙皮，薄薄的一层。

我把那张年画带回了城里的家，压在书柜的一摞书下面，压平。

现在它还在那儿。我没有裱，也没装框，就是压着。有时候整理书会翻出来看一眼。娃娃的脸还是黑的，鲤鱼还是粉的。

我想，那张画贴了那么多年，其实没人真的看它。它就在那儿，一年一年地变黄，等到年底被人撕掉，换一张新的上来。它从来不是什么重要的东西，可有它在，那面墙就是堂屋；没它在，那只是一面白墙。

年画摊在集上，一摆就是一条街。卖画的把样品挂在绳子上，风一吹哗啦响。母亲挑得很慢，一张一张看，看中了指给人看，人家从一摞里抽一张新的给她。新的卷成筒，用报纸包着，她抱着回家，怕折了。

有一年她挑了一张别的，是两个穿古装的小孩。回家贴上，父亲看了说，还是鱼好。第二年她又换回抱鲤鱼的了。她没解释，我猜她自己也觉得那个更对。

贴年画一般是腊月二十八。贴完才能贴对联，对联是父亲自己写的，字不算好，但是年年写。他说买的对联不香。

有些东西的意义，要到它不在了才显出来。就像那个被盖住的浅印子，粉刷的时候觉得刷掉了正好，等墙空了，才发现那个位置少了点什么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