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家的第一台电视是黑白的，十四寸，木壳子，右边有两个旋钮。大的那个换台，小的调细。换台的时候要握住旋钮，咔哒一声拧过一格，屏幕上雪花先涌起来，然后画面才慢慢落定。

那时候能收到的频道不多。转来转去，就那么两三个台，转一圈又回到原处。

所以看电视前要算好时间。七点有动画片，七点半是新闻，八点开始放连续剧。拧早了要等，拧晚了赶不上开头。

遥控器是后来的事。有了遥控器，换台不用起身，父亲的看报时间被打乱过一阵。

我印象最深的是雪花屏。信号不好的晚上，整个屏幕全是麻点，沙沙地响。这时候就要去转天线。

天线在屋顶上，一根长杆子顶着几个横杠。电视归我管，转天线归我爸管。我在屋里喊左边一点，他在屋顶上挪一下，再喊右边，他再挪。

信号好的那一刻，全家都会安静下来。画面出来了，人物的脸是灰白的，声音里带着一点电流的杂音。

有时候看着看着又花了，我爸在屋顶上骂一句，我们就在屋里笑。

那时候频道少，节目就成了共同的话题。第二天上学，全班都在聊同一集。谁没看，就跟不上话。

后来电视换了彩色的，二十寸，带遥控器。屏幕大了，台多了，一家人却常常各看各的。父亲看戏曲频道，母亲看电视剧，我把遥控器抢过来换体育。

再后来，电视挂在墙上，薄得像一幅画。想看什么随时点，几百个台，还有回放。

我很少坐在电视机前了。

去年回老家，在储藏室的角落里看见那台黑白电视。木壳还在，旋钮还在，灰尘蒙了一层。

我拧了一下大的那个旋钮。咔哒。屏幕没亮，插头早就不在了。可那声音我一下子就认出来了。

咔哒一声，是换一个世界的声音。

我站在储藏室里想，那时候我们守着一两个台，把每一集都看得认真；现在有几万个选择，反而什么都不看了。

父亲后来还做过一件事。他用一个旧罐头盒做了一个简易的天线座，把细铁丝绕成环形，插在天线接口上。他说这样信号能稳一点。

那个东西到底管不管用，谁也说不清。可是那个冬天我们确实看清了几部片子。

有一次下大雪，天线被压歪了。父亲踩着梯子爬到屋顶，我在下面扶着。他一手抓着杆子，一手把歪了的地方掰回来，雪花落在他后脖子里，他也不动。

信号回来以后，他站在屋顶上跟我说，进去吧，别冻着。

我进屋以后回头看了一眼，他还在屋顶上站着，把线绑紧了才下来。

那是他唯一一次跟我讲道理之外的谈话。

我们那时候很少说话。他管这个家，我上学，各忙各的。只有在电视出问题的时候，我们才有理由一起站在屋顶下面。

后来我离家去了外地。第一年冬天给他打电话，问家里电视信号怎么样。他说换了有线，清楚得很。

我说那就好。

他说是啊，清楚是清楚，可是没人喊我转天线了。

他笑了一下，把电话挂了。

我举着听筒站了一会儿。

现在回想起来，那些我们一起对付雪花的傍晚，是我们之间少有的合作。一个在屋顶，一个在屋里，中间隔着天花板和木板，靠几声喊话连在一起。

信号断的时候，我们反而更用劲地对着对方喊。

东西越来越好，日子越来越快。可是那些一起等片头曲的晚上，再也没有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