外婆有一台收音机。

它是木壳的，棕红色，大约有一块砖的两倍宽。正面是一块网状的布面板，布后面是一只喇叭；布的右边有三个旋钮：音量、调谐、波段。左上角有一个很窄的频率刻度窗，里面是一片小小的玻璃，玻璃背后有一根红色的指针。

上面的提手是真皮的，用久了已经被磨出油光。

那是我们家里最早的、也是唯一的一件带电的东西。

外婆听收音机的习惯雷打不动：每天早上六点半。

不多不少。她会在六点二十左右起床，洗漱，然后在六点二十八分走到收音机前，蹲下来，拧开音量旋钮。

拧开的时候会先有一小阵"沙沙"的电流声，那是喇叭通电的动静。接着她会扭动调谐旋钮，指针在刻度窗里慢慢地移动，直到"沙沙"声突然消失，人声出来了。

她固定听那个台的早间节目：先是新闻，然后是天气，然后是戏曲欣赏。

我在那个年纪不喜欢戏曲，尤其是那种拖着长音的唱腔。我常常被迫听着，觉得时间过得特别慢。

但外婆喜欢。

她一边听一边忙碌。那时候她会摊开一只很大的簸箕，在里面挑米——把米里混杂的小沙粒和碎壳一粒一粒捡出来。

这个动作要做很久，常常要做到节目结束。

有时候她也会一边听一边跟着哼。她哼的声音很小，也不成调，几乎是气声。但你能听出来她心情好。

那台收音机还有一个作用：它是我小时候最准的时间来源。

我们家里没有钟。要看时间，只能靠收音机里的整点报时。逢整点的时候，广播里会有"嘟——嘟——嘟——"三声，最后一声之后会有一个女声说："刚才最后一响，是北京时间十二点整。"

我不知道我为什么记得这么清楚。

也许是因为在那个没有屏幕的年代，声音就是全部。

我后来在城市里生活，慢慢接触到越来越多的设备：可以随身听的播放器，可以看视频的手机，可以随时点播任何内容的智能音箱。

这些东西渐渐让我意识到——我小时候那台收音机，其实有一个非常不同的特点：它是单向的。

你不能暂停它，也不能倒回去，更不能选择听什么。它给你什么，你就听什么。一天之中所有的节目按照一张别人排好的时间表依次出现：新闻之后是天气，天气之后是戏曲，戏曲之后是农业知识。

你错过了就错过了。

这一点非常关键，因为它意味着：内容是稀缺的，是有顺序的，是不由你决定的。

所以它会在每天的同一个时间点，把一屋子人聚在一起。

六点半的时候，家里所有人都醒着，所有人的耳朵都朝同一个方向。不管你喜不喜欢，那几分钟你们共享同一个声音。

现在已经完全相反了。

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时间表，戴着耳机，看各自的屏幕。一家人坐在同一张沙发上，表面上在同一个空间里，实际上在完全不同的世界里。

我们知道这样可以各取所需，效率很高，也不用妥协。

但那种"被迫共享同一个声音"的经验消失了。

外婆去世之后，那台收音机被搬到了我父母家。

它已经很旧了：木壳上有几道裂纹，旋钮上的刻度字几乎磨平，提手上有一层包浆。它还能响，只是偶尔会有杂音。

我妈有时候会在早上打开它。

有一次我问她为什么还要留着。

她说："习惯了。"

我想了一下，又问："习惯听它，还是习惯那个点儿？"

她说："那个点儿。"

她说六点半打开收音机这件事，与听不听其实关系不大。它更像是一个标记——从那一刻起，这一天开始了。

我现在理解了。

因为我现在每天早上六点半，也会做一件完全不需要意义的事：我会倒一杯水，站在窗边，看一会儿外面。

什么都不想，什么都不听。

就那样站两分钟。

那是我从一个老人那里学来的：给一天找一个不需要任何设备的起点。

声音不重要。

重要的是那个点儿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