街角有个电话亭，绿色的，玻璃上落着灰。这座城市里大部分电话亭都拆了，只有它还立在那儿，像被人忘在半路上的一句话。

守着它的是一位老人。他把一把旧藤椅摆在电话亭旁边，从早坐到晚。旁边一个保温杯，一只半导体收音机，收音机常年只有滋滋的杂音。有人经过时他抬一下眼，没人经过时他就看着马路。

我第一次注意到他，是因为真的要用电话。手机没电，急着联系家里。他指了指电话机，说投币，一块钱五分钟。我翻遍口袋没有硬币，他摆摆手，说你打吧，回头再给。我说那不行。他说，我记得你住那栋楼，跑不了。

电话接通的时候，那头的声音有点远，像是隔着一层水。我说我在楼下打电话。我妈愣了一下，说我们家楼下哪有电话亭。说完她笑了，说那你慢点回来。挂了电话我才发现，五分钟能说清楚的事情其实很少，可那五分钟里我一句客套话都没说，只是问她吃了没有，膝盖还疼不疼。

后来我还是常常从那条路走。有一次下大雨，他没走，把藤椅挪到电话亭里面，半个身子探在外头抽烟。我说，这雨太大了。他说，这机器怕潮，我在这儿坐着，它干得快点。

我问他，现在还有人来打电话吗。他说，不多了，一个月有三五个。有外地人找不着活来问路的，有孩子跟家里闹别扭不愿意接手机的，也有老人不会用手机，专门走两条街过来，只为跟老家的兄弟说一句我还活着。

我说，那您图什么呢。他说，早先这排电线接着厂区，那会儿排队打电话的人排到马路上。后来厂子没了，人也散了，就剩下这台。他说得很平，没有抱怨，也没有要人同情的意思。

有一回他不在，只有藤椅倒扣在地上。第二天他又坐回来，我问他昨天怎么没来。他说去医院躺了一天。我说要不要紧。他说不大要紧，就是得按时吃药，一个人吃容易忘。

前些天我又路过，发现玻璃擦干净了，里面贴了一张纸，写着可以打电话，不用投币。我站在外面看了很久。那张纸不大，字也歪，却像是在替很多人守着一个旧通关口：万一谁到了走投无路的一步，总还有一个地方能让他说上一句。

前些日子我又路过，发现玻璃擦干净了，里面贴了一张纸，写着可以打电话，不用投币。纸的下角留了一个号码，旁边一行小字：找刘师傅。我试着拨过去，听见嘟的一声，很旧的一声，像从很多年前穿过来的。没人接，我想他大概是回去取药了。

我站在路边等了几分钟，久违地觉得不急。这几分钟里我没看手机，也没想工作，只是听着电线嗡嗡的响声。城市中间本来很少有这种声音，它太细了，细得连自己都听不见。

后来红灯亮了，我走过去。回头看他还是坐在藤椅上，姿势没变。那一刻我想，我们总以为时代往前走的时候，一些东西就该被拆掉。可总得有人慢半拍，替那些赶不上的人留下一段路。他守着的也许早已经不是电话亭，而是一个假设：假设有一天你的手机没电了，钱包丢了，说不清自己在哪儿，你还能够拨出一个号。

我忽然觉得，所谓体面，也许不是活得多好，而是让自己还有用。他守的不是一台机器，是这条街上最后一条不需要账号、不需要密码、不挑人的线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