小时候家里做饭、取暖，全指望一只蜂窝煤炉子。炉子是铸铁的，肚子里一次搁三块煤，上面坐一把铝壶，壶嘴整天喷着白汽。

封火是父亲每晚的必修课。睡前，他把炉门关到只剩一条缝，再拿火钳夹一块新煤压上去，动作要轻，气不能猛。火封好了，炉子整夜就那么半醒不醒地喘着，像一头睡着的牲口，你把手贴在炉壁上，还有一丝温。

"封火是门学问。"父亲说，"门开大了，后半夜煤烧透了，早上火就死了；开小了，火闷死在里头，也是白搭。得给它留一口气。"

留一口气——我后来在很多事上想起这句话。

清晨生火最容易露怯。头天封得好，捅开炉门，火苗从煤眼里忽忽地往上蹿，一会儿壶就响了；封得不好，一家人对着死炉子叹气，母亲就得重新引火：刨出灰，架好劈柴，点上纸，扇子呼呼地扇，烟从炉口涌出来，呛得人直咳嗽。谁家的早晨是呛出来的，谁家的早晨是等出来的，一条走廊里闻得清清楚楚。

炉子边上的日子是慢的。馒头切成片，摆在炉盖上，翻两次，两面焦黄；冬天在炉边烤手，手心里的冻疮又痒又暖；夜里写作业，脚踩在炉子边的一块砖上，那块砖让岁月烤得温吞吞的。母亲在炉边纳鞋底，父亲修他的自行车，我在灯下写字，壶里的水开了，谁顺手提下来，谁又坐上去。

后来家里通了暖气，炉子搬到了阳台上，再后来，连阳台也用不上了。父亲舍不得卖，围着炉子转了两圈，最后用一块塑料布把它罩起来，说，留着，万一。

万一什么，他没说。大概谁也说不上来。那只炉子能烧出饭，烧出热水，烧出一个冬天的暖，可它烧不出从前了。

买煤也是一项工程。入冬前，送煤的板车吱吱呀呀地来，一车蜂窝煤卸在院里，全家上阵往煤棚里搬。煤黑，抱一块，手上黑一块，脸上蹭一块，搬完了，一家人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，都笑。煤码在棚里，一层一层，码得整整齐齐，那是过冬的底气。谁家煤棚满，谁家的冬天就宽裕。

炉灰也不是废物。掏出来的热炉灰，母亲用来煨红薯，埋进去，焖上半夜，第二天扒出来，焦皮软心，甜得流糖。父亲把炉灰倒进花池，说灰性暖，花爱听。一只炉子，从火到灰，样样都不肯白烧。如今的暖气片摸上去也是热的，可它是没有肚子的，你不知道它夜里在想什么。

前年回老家，在库房角落里看见它。塑料布落满了灰，掀开，炉膛还是那个炉膛，铁锈顺着炉口往下淌，像干涸的河。我用手指在炉壁上摸了摸，凉的，透心凉。

可我还是下意识地，学着父亲当年的样子，把炉门轻轻关严——那条缝，还是老宽窄。

大概每个人心里都封着一只炉子。明面上看，火早熄了；其实只要留那么一口气，哪天想起来，一捅，还能亮出一膛红来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