住院部的走廊两侧，晚上会摆满折叠床。

那些床是医院租的，三十块钱一晚，铁架子、帆布面，展开的时候会有"咔"的一声金属响。把帆布拉平，铺上一张自带的褥子或者只是几件衣服，就算是一张床了。

它们紧贴着墙摆成一排，中间留出刚好能让推车通过的过道。

每张床旁边站着或坐着一个人。

我陪我爸住院那阵子，在那种床上躺过七个晚上。

第一天我以为自己会睡不好，结果恰好相反——我在第一晚就睡着了，而且睡得比在家里还沉。倒不是因为舒适，而是因为白天在医院跑各种手续实在太累。

真正让我难受的，是第二天早上醒来之后看到的画面。

那时候天刚有点亮，走廊尽头的窗户透进很稀薄的灰光。我坐起来，环顾四周。

那一排折叠床上，几乎没有人是"睡着"的状态。

有人坐着，背靠墙，头歪在一边，眼睛半睁着。

有人侧躺着，一只手还搭在病床的床沿上——像是随时准备着里面的人一有动静就能立刻起来。

有个中年男人蹲在自己的折叠床边上，两只手抱着头，一动不动。

有个女人睡着了，但睡得很浅：护士站的推车经过时声音稍大一点，她就睁开了眼，确认了一下没事，又闭上。

那种睡法和我们在家里的睡完全不同。它不是"休息"，它是"待命"。

一个人只有处在随时需要被叫醒的状态里，才会睡成那样。

第七天早上，我跟旁边床的那位聊了几句。

他照顾的是他母亲，脑梗，半边身子不能动，话也说不清。已经住了二十多天。

我问他："你白天还要上班吗？"

他说："辞了。"

这两个字他说得很轻，也有点快，像是怕被追问。

我愣了一下。我不知道该怎么接。

后来他还是主动说了：他是做安装的，请假请不了那么久。请了一个月假之后公司让他回去，他说回不去。最后辞了。

他说："没事，等她好了再找。"

我又问："那你们开销怎么办？"

他笑了一下，说："积蓄呗，还能怎么办。"

我不知道他有没有想过"她能不能好起来"这件事。也许想过，也许没敢想。

那七天里我在走廊上看见过很多东西。

我看见一位五十来岁的阿姨，每天凌晨四点半就起来，用走廊尽头那台公用热水器打热水，然后给里面的老人擦身。她做这些的时候动作很轻，很熟练，一看就是做过很多次了。

我看见一个年轻男人每天晚上都在走廊尽头的窗边打电话，压低声音，一遍一遍地跟电话那边说"快了快了""没事""你别来，来回折腾什么"。挂了电话之后他会在窗边站一会儿，再回到折叠床上躺下。

我看见一个小姑娘，大概十几岁，每晚趴在折叠床上写作业。她母亲在里面，她父亲也许已经不在了。她写一会儿，就抬头看一眼那扇门。

没有人说话。那排床之间的沉默是有重量的。

我们这一代人害怕去医院。害怕检查，害怕结果，也害怕那种气味。可我们怕的东西往往只关乎自己。

我们很少想到那些在走廊里过夜的人。

他们不在病房里，因此不在医学的视野里。他们是陪护，是家属，是"顺便照顾一下"的人。医院的所有操作都不针对他们：没有护士会在半夜来给他们量血压，没有医生会来问他们睡得好不好。

但他们却是整个体系里最不能倒下的那一批。

因为病床上的人可以躺下。

他们不行。

我爸出院那天，我收拾东西，把那张折叠床收起来搬回原处。

收床的时候我发现：那一排床每张都不一样。有的铺着厚被子，有的只有一张凉席；有的床头放着水杯和药盒，有的床头堆着几件衣服。

这些差异背后是一个个家庭的处境：有的是本地人，可以从家里带很多东西；有的是从外地赶来的，行李箱里塞不了什么。

那天我们又经过了 CT 室门口那条走廊。新的一批折叠床已经摆好了。

我回头看了一眼。

对于那些躺在上面的人来说，那一夜还很长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