那年我在城东上班，住城西，末班公交十点半。加班是常事，赶不上末车就得打车，一个月工资打不了几回。

老周是我大学同学，在同一个城市，做装修设计，跑工地，收工晚。我们约好，谁先下班谁先到站台等着，陪着另一人等末车。

站台很小，就一根站牌，一盏灯。冬天等车最难熬，风顺着街口灌过来，大衣都挡不住。老周每次来，兜里都有热乎的：烤红薯、糖炒栗子，或者一罐还烫手的豆浆，他从工地小卖部买的。

"你不用天天陪。"有一回我说。

"闲着也是闲着。"他靠着站牌，"工地十点关灯，我十点一刻准到你这儿。顺路。"

其实不顺路。他家在城南，从我这儿回去要多倒一趟车。

十点半，末车来了，车灯从街那头扫过来。我上车，隔着车窗跟他摆手，他站在灯底下摆手，风把他的衣角吹起来。车开了，他从窗前退出去，越来越小，最后变成路灯底下一个影子。

有一回下大雪，车晚点了四十分钟。老周陪我从十点一刻站到十一点，烤红薯在兜里都凉透了。他跺着脚给我讲工地上的事，讲哪个包工头抠门，哪个老师傅手艺好，讲着讲着自己先笑了。车来了，我上车，回头看他，眉毛上全是雪，还冲我摆手。

还有一次是我病了，发着烧还硬撑着去上班。晚上老周来送我等车，一看我脸色不对，二话不说把我拽上出租车，直奔医院，陪我从挂号看到输液结束。他坐在输液室的椅子上睡着了，脑袋一点一点的，手里还攥着我的缴费单。

第二天我问他图什么，他说："朋友嘛，就是你在站台上冻得直跺脚的时候，旁边还站着个人的那种关系。"

这样的站台告别，持续了两年多。

后来我换了工作，不用再赶末车。再后来老周结了婚，孩子出生，我们见面的次数少了，一年碰不了两回。有一年冬天同学聚会散得晚，末班地铁赶不上了，我站在路口正犹豫要不要打车，手机响了，是老周："在哪儿呢？别动，我过去。"

他开了四十分钟车过来，车上还带着孩子睡着的味道。我说你不用来的，他说："当年你也没用过'不用'这两个字。"

那天夜里我坐他的车，看着窗外的路灯一盏一盏往后退，忽然想起从前那个小站台。他靠着站牌的样子，兜里的烤红薯，被风掀起来的衣角，隔着车窗越变越小的挥手。

末班车晚不晚，其实不重要。天冷不冷，也不重要。重要的是你知道，那个站台上有人，那个人不赶时间，他说"顺路"，你知道他绕了远。

人到中年，朋友一个一个散在各处，能天天见面的几乎没有。可是总有那么一两个人，你不用给他打电话说"我好冷"，你只需要站在那儿等——他已经在来的路上了。

当年那班末车，我赶上了很多次。但真正让我到家的，不是那趟车。